无创腹中亲子鉴定 外交是一个政府执政能力最重要的体现之一。自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所取得的外交成就举世瞩目,以维护世界和地区的和平和稳定为前提,在不干涉别国内政的基础上,一步步稳固了我们自己在世界上的大国地位。 而提到我国的外交事业,有两个人的名字不能不提。 第一个当然是周恩来总理,建国后兼任外交部长的他,在外交方面做出的杰出贡献无需赘述,毫无疑问是新中国最伟大的外交家。 周恩来 另一个人就是我们今天故事的主角,前国务院副总理、外交部部长钱其琛同志。 如果说周总理的外交成就是让成立不久的新中国在世界舞台上站稳了脚跟,那么钱副总理的功绩则是,在改革开放后面临崭新的国际形势时,为高速发展中的我国指明了外交方向。 而且,在就任外交部长期间,钱其琛还培养了一大批优秀的外交人才,让更多外交官走出国门,向世界展示中国在新时代的外交政策。在我国外交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钱其琛 前APEC高官和大使王嵎生,和前外交部长、驻美大使李肇星,以及世界知识出版社社长王成家等著名外交官,都是钱其琛的得意门生。 其中尤以李肇星为代表,一向把钱其琛视作恩师的李部长,与恩师的感情极为深厚,在钱老离休后依然与他保持着紧密的联系。 即便是离休后,他也并未离开外交岗位,一边继续为外交工作做贡献,一边出版回忆录、在高校做演讲,让更多人了解新中国的外交工作。 王嵎生 有意思的是,为人低调谦和的钱老,还不允许身边的人用“副总理”来称呼自己,反倒是让别人管自己叫“老钱”,与人交谈语气始终轻松平和且充满着智慧,毫无一名高官的架子,实在是个平易近人的好领导、好外交官。 下面就让我们一同走入钱其琛同志的传奇人生。 钱其琛 革命经历与开启外交生涯之路 1928年1月,钱其琛出生在天津,后随母亲迁居上海。 少年时期的钱其琛,受到父母的影响以及经历身边的战乱,接受了革命启蒙思想,立志要为了挽救中华民族而奋斗。 1942年9月,14岁的钱其琛进入了上海大同大学附中学习,并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他的革命生涯由此开启。在抗战以及解放战争期间,钱其琛曾任上海地下党中学区委委员等职位,参与并领导了多场上海学生运动。 通过多年来的学生运动,他总结了不少经验教训,积累了很多革命斗争的经验,这些都成为了他日后任副总理和外交部长时的宝贵财富。 钱其琛 新中国成立后,钱其琛进入了中央工作,不久被派往苏联中央团校学习。在苏学习深造期间的钱其琛,认真学习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思想,以及苏联共青团的工作经验,留学期间圆满完成任务。 并因为出色的工作能力进入了中国驻苏联大使馆工作,任秘书以及留学生处副主任,主要负责使馆的秘书工作和来苏学习的中国留学生的对接事宜。 钱其琛在苏联一呆就是八年,这段日子里的他,政治素养和工作能力得到显著提升,在处理大使馆外交事务以及总结留学工作的经验做法方面有着较深的研究。 钱其琛 而且,他在工作中有着极强的原则性,特别是在中苏关系急转直下后,政治立场丝毫不动摇,坚决贯彻我党的方针政策,保持了一名中国共产党员的纯洁性。可以说,没有这段驻外经历,就没有之后的国务院副总理、外交部长钱其琛。 1963年1月,钱其琛完成了在苏联的任职,从莫斯科回到国内担任教育部留学司司长等职务。 通过在苏联处理留学工作的经验,以及他本人在苏联多年来的调查研究,参与制定了来华留学工作六十条。为其他国家学生来华留学的工作事宜,提供了系统的理论工作基础。 钱其琛 1972年4月,钱其琛重返莫斯科,这次的身份是中国驻苏联大使馆参赞。此时的他已经是一名更成熟、更有经验的外交官。 随后的几年时光里,根据外交部的安排,他历任中国驻几内亚(非洲国家)大使、外交部新闻司司长、外交部副部长、党委副书记等职。 当时中苏之间的关系并未完全缓和,我国的外交工作的中心依然侧重于同为社会主义大国的苏联,两国之间的关系错综复杂,外交工作的原则问题绝对不能怠慢,底线必须要有。 钱其琛 1982年3月,在钱其琛任外交部副部长期间,外交部召开了有史以来的第一次新闻发布会,钱其琛作为首任外交部新闻发言人,在发布会上对苏联领导人勃列日涅夫发表的关于中苏关系的讲话进行了回应。 在这场新闻发布会上,台下站了数十名记者,等待着中国首任外交部发言人的发言。 外交部第一次新闻发布会 面对记者的长枪短炮,钱其琛面色非常平静地说道:我们注意到了苏联勃列日涅夫主席在塔什干发表的关于中苏关系的讲话。我们坚决拒绝讲话中对中国的攻击。在中苏两国关系和国际事务中,我们重视的是苏联的实际行动。 这几句简短的话说完之后,钱其琛扭头就走,并没有给台下的记者发问的时间。 这是一种不卑不亢的态度,表明中国有意愿与苏联继续深化合作,但前提是作为两个独立自主的国家之间的合作。 钱其琛的发言掷地有声,维护了中国在外交场合的尊严。在担任外交部新闻发言人期间,他充分发挥了坚定性与灵活性相结合的外交艺术,受到各国外交使节的一致好评。 钱其琛(右) 1982年至1987年,钱其琛作为中国政府的特使,先后主持了11轮中苏副外长级战略磋商,为推动中苏关系实现正常化做了大量工作,成功促成了中苏边界协定的签署。 有意思的是,钱其琛与苏联方面所达成的边界协定,成为了多年后中俄联手解决边界问题的理论基础,而在2003年与俄方达成共识的我国外交部长,正是他的学生李肇星。 1988年4月,钱其琛结束了长期驻外奔忙的外交生涯,回国就任外交部部长、党委书记。也正是从他上任开始,中国外交走入了一个崭新的阶段。 李肇星 既改变外交格局,又培养了人才 从1988年任外交部长起,这个职务他前后共担任了十余年,包括他1993年第一次担任国务院副总理的五年任期内,也都始终兼任外交部长。 改革开放后的中国急需外交人才,有着丰富外交工作经验的钱其琛首当其冲。 他在任期间所做的很多工作,为如今中国的外交格局带来了很多积极的变化,可谓影响极其深远: 首先是推动同近邻韩国建交。中韩建交于1992年,其意义不亚于1972年中日建交、1979年中美建交。 与资本主义国家韩国建立外交关系是中国改善外交环境的一次突破口,是冲破西方国家在外交层面对我国进行封锁的一次大胆尝试。 中韩 让中韩两国在经贸往来已经十分频繁的基础上,稳固了我国在东北亚的政治格局,为我国东北、华北地区的经济发展奠定基础。然后是与东南亚国家印度尼西亚在中断外交关系23年后复交。 60年代的印尼一度是新中国最亲密的外交伙伴之一,后因政变和境内排华势力导致外交关系中断。 印尼 钱其琛通过联合国与印尼外交部长建立联系,并顺利解决所有复交问题,最终让两国的外交关系恢复了正常。如今,中国与东盟(东南亚贸易联盟)互为第一大贸易伙伴. 2010年1月,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全面建成。 2020年双边贸易额达6846亿美元。印尼作为东盟的发起国,是东盟与中国贸易的最大受益者之一. 钱其琛 东盟也在2019年超过了美国成为我国最大的贸易合作伙伴,对我国在世界范围内打破西方的贸易封锁壁垒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从这个角度说,钱其琛当年的工作,为我国的贸易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第三点则是港澳台工作的有序开展。从就任国务院副总理开始,钱其琛的工作就与港澳台事务有着诸多关联:兼任中央对台工作领导小组副组长、全国人大常委会香港特别行政区筹备委员会主任委员、澳门特别行政区筹备委员会主任委员。 对“一国两制”有着充分研究的他,在任期间坚决贯彻中央的决策和部署,通过大大小小多场联席会议给香港和澳门各界普及了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让港澳的爱国人士对于“一国两制”有了更充分的了解。 为香港、澳门顺利回归祖国,实现政权的平稳过渡,以及“一国两制”在港澳的成功实践作出了重要贡献。 在台湾问题方面,钱其琛坚持中央对台大政方针,以“一个中国”的原则为纲领指导对台工作,为促进两岸关系发展、巩固国际社会承认一个中国的格局、推进祖国统一大业作出了重要贡献。 钱老十分重视对外宣传工作,不仅利用国事访问、出席国际重大活动等时机,广泛介绍和说明中国情况,还再加上他极强的政治敏锐性,以及多年外交工作所养成的国际化的开阔视野,深得外交战线以及统战工作同事们的敬仰和爱戴。 一国两制 另外,在海外工作多年的钱其琛对于侨务工作也是极为关心和支持。 他指出,海外侨胞、归侨侨眷是我国重要的人力资源,侨务部门要要充分调动侨界科技人员的积极性,热心为侨胞生存发展服务,保护海外侨胞在中国的合法权益(特别是投资权益). 为全面增强中国的科技创新能力发挥积极作用,并积极推动海外华人华侨传承并发扬中华文化,大大增强了我国民间层面对外交流的“软实力”。 海外华人华侨 钱其琛作为我国改革开放后最出色的外交人才,他的言传身教带动了身边一批外交官的成长,其中就包括曾任中国驻美大使、外交部长的李肇星。 大部分国人对于李肇星都不陌生。在北约联军轰炸中国驻南联盟领事馆造成重大人员伤亡后,时任中国驻美大使的李肇星采取十分强硬的外交手段。 逼着美国总统克林顿向中国人民写下了“道歉信”,让沉浸在巨大悲痛中的国人感到了莫大的安慰。 克林顿向中国人民写下了“道歉信” 山东人李肇星在70年代时曾被派驻到非洲国家肯尼亚担任外交官,1977年回国后在外交部新闻司任翻译。也是这次回到外交部报到,他第一次接触到了自己的顶头上司钱其琛。 李肇星清楚地记得,与钱其琛初次见面,他因为非常紧张,对钱其琛脱口而出“钱司长好”,没想到全办公室的人一起哄堂大笑,让李肇星一下子摸不着头脑,还以为大家是在笑话他的山东口音。 但其实,外交部新闻司的上下级关系十分融洽,与其说是个办公室,还不如说是个大家庭,私下里大家互相称呼对方的姓氏,比如“小张”“小刘”等。 李肇星 这个规矩当然是钱其琛这个“大家长”定的,他不允许同事们私下里称呼他为钱司长,而是直接喊他“老钱”。 钱其琛还跟李肇星开玩笑说,我还是第一次在这儿听见有人叫我钱司长,好不习惯。初来乍到的李肇星经常有喊错的时候,钱其琛总是笑着拍他的肩膀,说道“错了错了”,让李肇星哭笑不得。 这个没有丝毫架子的领导,就这样成为了李肇星外交生涯的领路人和楷模。 李肇星 钱其琛作为新闻发言人回应苏联的那次发布会上,李肇星以翻译的身份首次亮相,三年后担任我国第二任外交部发言人。在外交部新闻发言人这个岗位上,钱李二位外交官是赵立坚、华春莹、汪文彬的前辈。 “老钱”是个以身作则、工作非常拼的人。李肇星回忆说,跟他一起工作的那段日子里,从没有听说过他休假。 在岗位上的钱其琛,总是把所有工作都安排得井井有条,外交场合的发言与举止都得体到了极致。 “他给我最深的印象是,讲话永远慢条斯理,但是每一句话都掷地有声。”在钱其琛身边,李肇星学到了很多,钱老在外交场合中坚定的政治觉悟、灵活多变的外交策略,是李肇星此后应对诸多外交事务的标杆。 李肇星 而钱其琛的支持让李肇星受益无穷。 1983年,李肇星接到任务前往非洲国家莱索托王国任职,出发之前他还曾专程去向钱老请教,结果钱老跟他谈了只有短短的几分钟,核心思想就是“和全大使馆同志一起吃饱饭、好好干,给大家带去我的问候,祝大家一切顺利。” 这样简短又“接地气”的指导让李肇星哭笑不得,但很快他就明白,在钱老眼中,他已经是一位成熟的外交官了,自己对他只有无尽的信任,并不需要太多技术性的指导。 李肇星 后来升任国务院副总理的钱其琛,还经常给多次在外交部任职的李肇星以指导。但是习惯跟之前还是一样,在私下里钱其琛不允许李肇星称呼他“钱副总理”,依然让他喊“老钱”,还像当年初次见面时的那样。 李肇星也没有让“老钱”失望,在驻美大使和外交部长的岗位上都圆满完成了自己的任务,为新中国的外交事业做出了巨大贡献。 李肇星 离休后的良师益友“老钱” 2003年,75岁高龄的钱其琛从工作岗位上离休。生活中一直非常低调的他,从当年3月份开始一直在着手整理自己多年外交生涯的记录,一度闭门谢客。 用将近5个月的时间写完了20万字的书稿,作为外交回忆录《外交十记》,于当年国庆节期间出版。 这是中国国家领导人离休后第一次出版亲身经历的历史事件回忆录,钱其琛打破了中国政要退休后几乎无人写回忆录的“惯例”。 钱其琛的老部下、前我国驻古巴和智利大使王成家帮助老师联系到了世界知识出版社,出版社本希望他把书名命名为《钱其琛回忆录》,但钱其琛想刻意淡化他的个人元素。 《外交十记》 再加上他个人个人非常喜欢《浮生六记》、《干校六记》两本书,希望自己的书名也平实一些,于是改成了《外交十记》。 在《外交十记》一书中,钱其琛在序言中写到:“我已经70多岁了,本就属于超期服役,退下来以后只想能有时间看一些以前想看而没时间看的书,做一些以前想做而没做过的事儿。”“此书只求真实准确,非史非论”。 钱其琛出书开创了我国党和国家领导人的先河,在他之后,同时退休的另一位国务院副总理李岚清也出版了回忆录。 相信在不久之后,更多的党和国家领导人也会选择出版回忆录,这种回顾历史的方式更真实、更贴切,可以让对内政和外交感兴趣的读者获取很多知识。 钱其琛 只要有时间,每年的开学季,他都会到学校进行讲演,其中去北大的次数是最多的。 钱其琛的观点很开明。作为新中国外交工作的亲历者,他每次到北大国际关系学院讲演,都会用自己的政治和外交智慧,给学生们讲述新中国的外交历史,讲解过程十分生动活泼,侃侃而谈,让在座的同学们受益匪浅。 同学们向他请教问题,他也告诉学生们不要喊他“钱副总理”,而是“老钱”,还笑着说老钱特别羡慕你们这些孩子们,引得大家哄堂大笑。 而当学生们问他一些敏感的话题时,钱其琛既能够基于真实的角度给出答案,又能站稳自己的立场,对一些争议话题给出公正客观的评判。 钱其琛(左) 北大的一位国际关系学院老师说,钱其琛在演讲中从来不会刻意回避复杂的历史事件,而是“能公开的就必须让人了解,否则多年以后,那些并不真实的东西在西方媒体的渲染下就会变成真实的东西。” 他还给国际关系学院的学生提建议,当了外交官以后在回答提问时尽量少说“无可奉告”,因为这句话只能表明态度,却不能根本解决问题。 通过《外交十记》,以及在大学校园的多次演讲,数以万计的读者和学生们了解到了新中国外交史的大事件,更了解了一个更真实的钱其琛,并通过他平实的语言,把他当作一个普通人老钱、一位良师益友,而非曾经的国务院副总理。 钱其琛《外交十记》发布会 在钱其琛离休那一年,李肇星就任外交部部长,接过了恩师的枪。这对师徒隔空完成了一次交接,中国的外交事业也走进了新的阶段。 成为外交部长后的李肇星依然没有忘记恩师的教诲。他知道,为人谦和的钱其琛私下里十分低调,极少出现在公众视野中,自己能多拜访就要多拜访,哪怕只是陪他说说话,也能让老师十分高兴。 值得一提的是,李肇星在钱其琛离休后的第一次拜访就再次闹了跟多年前几乎一样的笑话。 李肇星 当时的钱其琛已经不再是国务院副总理,但他的警卫员问前来拜访的李肇星说:“您是来看钱副总理的吧?” 李肇星见状觉得还跟以前一样喊“老钱”不太合适,见到钱其琛后随警卫员喊“钱副总理好”。 结果惹得钱老一阵坏笑:“小李同志,一两年不见,你这中文水平怎么下降了这么多?称呼我四个字错了三个?我已经不是副总理了啊!再说了,你以前怎么称呼我的来着?该怎么叫就还怎么叫!” 小李已经不是曾经的小李,老钱却依然是当年的老钱,那个不摆架子、不许同事称呼自己官职的老钱。 每次来拜访老钱,小李总是以学生的姿态前来,习惯性向恩师请教;老钱则知无不言,把自己多年来的外交工作经验倾囊相授,还告诉他要做一名立得直、行得正的共产党员,就像他自己这辈子所做的那样。 李肇星一直觉得,老钱这种公私分明、谦逊低调的性格像神仙一样,能活到100多岁。 李肇星 然而在钱其琛85岁后,他的身体状况急转直下,大部分时间都在医院的病床上度过。李肇星再去拜访他都只能去医院,而且已经说不出来话。 “最后见老钱七八次,他都已经不会说话了,一开始还认得我,喊他老钱还能点点头,可后来就不认识人了。每次去看他,都很难过地离开了。” 李肇星回忆,最后一次看望钱其琛是在他去世前一周,当时医院已经下达了病危通知书,经过抢救暂时脱离了危险。可是一周之后,老钱那颗为新中国外交事业奉献了一辈子的心脏,还是停止了跳动。 岁月无情,不以任何人的意志为转移。 钱其琛 2017年5月9日,原国务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外交部长钱其琛同志因病逝世,享年90岁。 5月18日上午,钱其琛同志的遗体告别仪式在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墓举行,党和国家领导人悉数前往,送别这位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久经考验的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无产阶级革命家,中国外交战线的杰出领导人。 前外交部长李肇星发表了悼文《钱其琛为什么批评我》,以缅怀自己的恩师。文中提到了自己与老钱交往的点点滴滴,以及老钱在工作中如何一丝不苟、精益求精,生活中又怎样风趣幽默、平易近人。 李肇星 李肇星回忆说,钱其琛曾经把复杂的外交工作概括为两件大事,第一件事是为人类谋和平并维护和平,第二件事是为祖国交朋友,结交和我国平等相待的合作伙伴。 纵观钱其琛的一生,这其实也是他的做人之道:生活中的他也不是“副总理”,只是一个没有任何架子的长者“老钱”,总是笑眯眯地跟大家探讨工作、聊天。 在革命斗争年代中为和平而战,在平等互惠的环境下结交朋友,对身边的人无论年龄长幼、官职大小,都一视同仁。 在接受媒体采访时,李肇星深情地说:“老钱不仅是我的榜样,更是我在外交工作中的领路人。他虽然已经离去,但我们会永远铭记他为我国外交事业所作出的贡献。” 向“老钱”致敬,向我国外交战线上的工作者致敬! 参考文献: [1]李肇星.钱其琛为什么批评我[J].新传奇,2017-10(021). [2]贾世煜、闫姣.李肇星忆钱其琛:最后见他七八次,都很难过地离开[N].中华儿女新闻网-人物,2018-11-28. [3]钱其琛.外交十记[M].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03-10-01(52-178). [4]陶福贤.与钱其琛副总理的几段交往[N].今日临安,2017-05-18.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