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下文章来源于学海编舟记 ，作者赵鼎新

学人简介：赵鼎新，1953年生，浙江萧山人。1977年考入复旦大学生物学系，1984年获中国科学院上海昆虫研究所硕士学位，1990年获加拿大麦基尔大学昆虫生态学博士学位，1990年入加拿大麦基尔大学从事昆虫生态学博士后研究，1990年转入社会学系，1995年获麦基尔大学社会学博士学位。1996年起执教于芝加哥大学社会学系，先后担任助理教授、教授、Max Palevsky讲座教授，中国人民大学吴玉章讲座教授（2006—2009）。2015年起任浙江大学人文社会科学高级研究院院长，2018年起先后任浙江大学社会学系主任、首席指导专家。研究领域包括政治社会学、历史社会学和社会科学方法论。著作有《社会与政治运动讲义》《东周战争和儒法国家的形成》《民主的限制》《合法性的政治》以及《国家、战争与历史发展》。著作曾先后获美国社会学学会2001年度亚洲研究最佳书籍奖、2002年集体行动和社会运动研究最佳书籍奖、美国社会学学会2016年度政治社会学研究最佳书籍奖。 本文摘自《 重建中国社会学:40位社会学家口述实录(1979—2019) 》

西方社会学的局限

读过我的东西的人往往会觉得我的思想和分析方法比较独特，并且很有原创力。但是读者们千万不要忘了以下的背景：1990年转行社会学时，我有着非常明确的问题意识；同时我当时已经38岁，有十几年的自然科学的训练和一个自然科学博士学位，受过苦难人生磨练，读过大量的“杂书”，并且已经初步具备了对各种社会现象的分析能力和反思能力。正是因为有以上这个组合作为基础，我才能用仅仅四年时间就读完第二个博士。也正是因为有这个组合，由美国主导的西方社会科学的一套东西很难套住我。总之，因为个人路径的特殊性，我从一开始就对西方社会学的许多方面有很大不满。但是，也正因为得益于我的训练、知识面和反思能力，我的不满的出发点，以及试图发展出自己一套分析方法的“路子”，却在一开始就比较正，并且在和西方学者的不断碰撞下变得越来越有自己的特色。

回头来看，我的不满主要来自两点：实用主义本体和政治正确。这两点在西方基本处于对立，但是它们却又像难兄难弟。实用主义哲学可以说是19世纪末20世纪初美国本土精英在面对从欧洲传来的各种极端的“主义”时所形成的一个在哲学层面上的应对。在实用主义哲学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社会学有许多值得称道的长处，比如，它能引导习惯于大而化之看问题的人文社科学者去关注社会的多样性和复杂性，能帮助我们发现和了解各种社会机制，以及它们在不同场合下的作用方式，能迫使我们进行具体问题具体分析，而不是从观念出发来看问题。此外，它还推动了多种定量方法的大发展。但是，实用主义社会学过于就事论事，因此研究的结论往往会与该研究所试图解决的问题严重脱节，形成了我们平常所说的“假学问”。比如，美国的中小学教育质量问题很严重，因此研究者也特别多。但是美国学者的研究往往会集中在教育手段上，即考察不同教学方法和教学效果之间的关系。这类研究的结论也许很可靠，结论的应用性在实验条件下也很好，但是对于解决美国贫穷街区中小学教育质量问题却无济于事。

实用主义社会学在社会问题面前的无能给了政治正确社会学以机会。政治正确的社会学家形形色色，但以左派居多。这些学者中有人为了一些看似深刻实为肤浅的原因，而对某类现象进行解构，有人为了给某个边缘群体发声而刻意制造着各种“新”视角和“新”概念，有人则试图证明他们所推崇的某个价值观具有正面社会意义，甚至是历史使然。他们提出的不少观点和概念具有不同程度的学术意义。问题是，话语不等于现实，学术的批判也不能替代批判的学术。与老左派相比，“政治正确左派”在具体社会问题前往往不但显得更无能，并且经常显露出轻佻。这就是美国社会下层的相当一部分人对这些学者并不待见的原因。

最后我想强调的是，任何学科，不单是社会学，它在给定时空下发展成某一状态是有其特定道理的，并且在此状态下研究做得好坏是很不一样的。在这种情况下，为了把社会学这个“专业”很好地传承下去，我们必须首先把当前西方的一套认真学好，然后才能谈发展或者扬弃。我们可以把社会学比作舞蹈这个行业，把社会学家比作是舞蹈家。虽然不同时期舞蹈的跳法会有很大不同，但是在任何时候都只有那些能打好各种基础的人才能做好一个舞师。从这个角度说，国内社会学家的首要任务仍然是学好基本功和加强专业精神，而不是半吊子水就乱晃荡。我建议我们社会学家多看看“街舞”这样的综艺节目，在激烈的和相对公正的竞争下，跳街舞的年轻人对自己的基本功的要求以及表现出来的敬业精神实在要比我们强太多。

参与建设中国社会学

我最早参与大陆社会学是通过我们系的老教授白威廉（William Parish）。白威廉人很好，对中国的老师也很好。我记得1997年李路路来芝加哥大学做过访问，此后潘绥铭和李强等人也来过。我们马上交上了朋友，我每年夏天回国都会去找他们，与国内社会学界的交流也越来越广泛。

我第一次正式和大陆社会学系合作应该是2003年在清华社会学系。那时他们刚刚建系，我就给他们上“社会运动”这门课。其间李强和沈原两人找我谈，讲他们想出版一套“清华社会学讲义”，提出要我支持。来自朋友的请求，我当场就答应了。清华的学生在我上课时做了录音，又有人把录音整理成文字。我收到文字整理稿时，周雪光的《组织社会学十讲》已经出版，这也是“清华社会学讲义”系列中的第一本，看了雪光的书后我很受感动。雪光的书和我后来完成的《社会与政治运动讲义》相比，更属于一种基础性的教科书，但是雪光写作认真，表达清晰，全无半点废话，短短“十讲”就把西方组织社会学多年的发展做了深入简出的介绍，并且其间穿插了不少心得，足见是下了功夫的。

在雪光的榜样“压力”下，我在文字整理稿基础上又花了一年多时间做了非常认真的修改，补上了大量文献，同时结合知识社会学和方法论视角，以批判的角度认认真真地写出了《社会与政治运动讲义》。西方社会运动和革命理论在当时的国内还是新鲜事，我的书不仅第一次向国内系统地介绍了一大批文献，并且还分析了这些思想和理论产生的学术背景和社会大背景，创造了这些思想和理论的学者的价值倾向，以及他们各自在方法论和经验分析上的特色和缺点。我的一个意图就是想让在当时还是比较“崇洋”的中国学者获得信心。我想让大家觉得，一个建立在扎实的学术基础上的对西方理论的系统性批判，对于中国人来说是可能的。我同时也想对中国学者进行一些方法论和认识论方面的基本功训练，因为国内的学者在这方面的基础普遍比较薄弱。可能是因为这个原因，我听说国内不少社会学和非社会学院系都会把我的书作为一本方法论教科书。

那个时候我也开始中文的学术写作。记得2004年左右，《社会学研究》编辑部邀请我写一篇文章介绍社会运动理论。那是我第一次用中文写社会学的文章，因为中文很长时间不用，句子不会写，那可真是累。我1986年出国，到2004年再次使用中文写作，真的是近20年都没怎么用过中文写东西了。当时我写得真是满头大汗，好几次都想不写算了。但后来我想不能连中文都不会写啊，所以就咬着牙，决心一定要突破这一关。就这样，这篇文章写了将近半年终于写完了，这之后中文写作的感觉就慢慢回来了。

清华之后，我跟复旦和中国人民大学也有实质性的合作：与复旦的合作持续几个月后就很难进行下去，但是和人民大学的合作则非常愉快。其间我在人大多次授课，还对他们的青年教授进行了学术指导。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我和冯仕政合办的政治社会学讲习班，每年夏季上课，每期三天。讲习班的议题每年都有变化，我记得包括了社会运动、革命、民主化、民族主义、意识形态、帝国、政治与经济、全球化、竞争这些方面。但是学术目标则比较明确，那就是从多学科的视角出发，以历史社会学视角为核心，就当前世界重大问题展开中外学者的交流。这个班是完全公益性质的，还给正式学员提供奖学金，芝加哥大学和人民大学每年都有很大的资金投入。讲习班到现在已经办了九年了，在这九年里，讲习班每年报名人数都有600人上下，我们招的正式学员是五六十人，剩下的是旁听，每年差不多有130—150人前来听课，所以九年下来，有一千好几百人次参加。来听课的绝大多数是国内的研究生和青年教师，但是也有不少中年教师以及海外留学生。讲习班对中国的质性研究和历史社会学的发展都起到了一定的推动作用。

在这之后，我又参加了浙江大学社会学系的学科建设，到现在也已经有两年多了。在这两年里，浙大已经从海外正式引进了十三四位学者，加上国内引进的和有海外经历的，加在一起已经有20来个了。通过这两年在国内的深入观察，我还是有些担忧中国社会学发展的，我觉得国内有过“文革”前和“文革”经历的老一代社会学家虽然专业化能力普遍低一些，但是他们中的佼佼者看的书并不少，并且他们都经历了时代的大变迁，身上有大气，问题意识清晰，经验感也好，都是很有思想的人，而这些正是国内中青代学者，包括留洋回来的年轻学者所缺乏的。正因为如此，浙大又兼聘了刘世定、马戎和沈原三位老教授，希望他们能带着我们的年轻学者再走一段。浙大社会学系近年来有了明显的改观，系里采用了新的博士生培养方案，开设的课程有了极大的丰富，同时也越来越受到系内外同学的欢迎。系里学术风气日盛，产生了不少高品质的工作坊和学术会议。我们系有些老师已经开始在西方顶尖社会学期刊上发表文章，学术工作得到了国际关注。这些都非常值得欣喜的，我也因此决定辞退美国的工作，全职帮助浙大发展社会学系，为中国的社会学发展做出更大的努力。